农民——中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体;农民培训——一个影响全民族人口素质的问题。11月12日至13日,农民培训与扶贫开发论坛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举行。现在的农民培训怎么样了,还要怎么发展?来自各民主党派中央、国务院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科研机构等的代表热议起来。
农民培训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
“中国农村是人力资源聚居,具有丰富人才资源的宝库。”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顾问、联合推动组组长洪绂曾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升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我们通过培训和职业教育把暂时落后的农民变成不同技能型的人才,就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
“十七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要求。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应用推广。而农业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广和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离不开一大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具备一定学习能力、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业劳动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农民培训工作的力度,加快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石燕泉说。
农民培训面临新形势
“转变”是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热门词汇。产业结构向种养、加工、服务等产业共同发展转变;生产手段向机械化、农业高新技术广泛应用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转变;农业市场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转变……这些转变对农民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农民培训面临新形势。
“农民培训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常务副校长曾一春说。他认为,农民培训的内涵更为丰富,包含提高农民科技、文化、卫生、经营、法制等多种知识和技能。农民培训领域更加宽泛,覆盖一、二、三产业,农民培训需求更加多元化。农民参加培训更加理性化,最愿意接受的教育培训是短期培训,最愿意接受的培训方式是现场培训,最愿意接受培训的时间是2至3天,最愿意接受培训的地点是在本乡本村。农民培训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北京农林科学院农民远程信息服务中心主任郭建鑫建议,农民培训要发挥网络教育和远程培训在资源共享、提高效率方面的优势。远程教育借助系统优势与现代网络技术,在同等投资状态下,能使接受教育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大,因而降低了教育的成本,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石燕泉则认为,农民培训必须符合实际,我国农民大部分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产业结构不同,以村为单元开展培训,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地进行指导,易于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符合农民需求,有利于发展“一村一品”。
“面对新变革,应该鼓励农民创业,要大力发展农民创业培训。”中国农民大学校长助理王新武表示。他认为,农民只有有了创业能力才能把握创业机会。我国农民创业培训已开始发展,但规模尚小。建议将农民创业培训与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共同列为国家的三大农民培训项目,以县为实施单位,调动多种主体的积极性开展农民创业培训,成立农民创业研究和培训中心,承担农民创业研究、农民创业培训教材开发、师资培训等项事宜。
为农民培训创造更好的环境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每年被培训的农民不足两万人,还有一万多人应培训而没有培训。“原因是培训经费缺乏。按每人平均600元培训资金计算,每年缺口资金达600万元以上。如果对每年未培训过的新增毕业生和农村不合格劳动力进行培训,缺口就更大了。”该州副州长陈文发在论坛上介绍。
“当前国家对农民培训投入不足。导致部分农民参训负担仍然较重,积极性不高;基层培训单位的设施和条件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农民培训工作需要。”石燕泉说。他建议:“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民培训的投入,以项目为支撑。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农民培训的力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的必然要求。”
曾一春建议,应加大农民培训的财政专项投入,把农民培训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应将农民继续教育纳入国家助学政策体系。建立社会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一些地方农民培训尚未形成合力。农村各类教育和各有关部门的培训能力、资源的统筹配合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措施。农村中小学校在农民培训上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教育部职成教司副巡视员张昭文表示。
洪绂曾建议:“应建立多部门协调整合机制,把分散的教学资源、资金和基础设施条件统筹协调,特别在县以下政府应捆绑集中使用,以提高资源、资金、设施和师资的效能。”
郭建鑫建议针对农民培训及其管理工作,加强对相关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集成,为加快农民培训的立法进程提供依据,使今后的农民培训工作不再因地方领导或部门工作热点的调整而受影响 |